旧锦新样 | 张晖：我们怎样理解黄侃

编者按

近代思想史中，黄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。他的传统学问造诣精深，为人又放达不羁，嬉笑怒骂，让后人对其思想很难接近。接续程千帆等人编辑《量守庐学记》的学统，张晖于2006年编出《量守庐学记续编——黄侃的生平和学术》，这一过程，让张晖对黄侃有了真正的体贴与理解。在文中，张晖说道：今日来阅读黄侃，对于其“择善而固执之”，尤其不宜忽视。而今天，我们重新阅读张晖，对他“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”仍抱有十分的敬意，对他英年早逝也尤感惋惜。

我们怎样理解黄侃 

文 | 张晖

（《读书》2006年第10期）

世人关注黄侃，一方面极力推崇他在国学上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他的狷狂。这两种取径，各有其立场与用意，但也分明折射出今日阅读黄侃的两种窘境。随着学术的转型，音韵、文字、训诂等传统学问，已令绝大多数学者感到陌生，黄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，既令今人无法企及，也在今人企图理解他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。黄侃性情刚烈，平日嬉笑怒骂，臧否人物不遗余力，生活上更是诗酒风流，率性洒脱，遂使五十夭折。这些，与我辈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大。所以，在黄侃和我们之间，似乎永远存在着遥远的心理距离。日子久了，这种心理距离就在有意无意之中，强化与放大了黄侃研讨冷僻学问兼有古怪性格的“学怪”形象。

黄侃，字季刚，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、音韵训诂学家（来源：bing.com）

这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，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，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，然后孤立地审视，贴上“国学大师”的标签。可是，如果将眼光放开，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。自“五四”新文化以来，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，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象。慢慢地，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，成为一种专门、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，令人大起“敬谢不敏”之感。现在的中国社会，对国学的想象依然光怪陆离，不能说不是“五四”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。

具体到黄侃来说，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，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，但如果一味强调这些，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余饭后的消遣。所以，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的《量守庐学记——黄侃的生平与学术》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，不免想叩问：站在今日之立场，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“特立独行”的“国学大师”？

程千帆主编《量守庐学记——黄侃的生平与学术》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
黄侃在世时，喜欢说这样一句话：“所贵乎学者，在乎发明，不在乎发见。今发见之学行，而发明之学替矣。”(黄焯记录：《黄先生语录》，见《蕲春黄氏文存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，221页)很显然，黄侃认为“读书得间”式的“发明”要比“发现”来得高明。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“夫子自道”，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，更被奉为“不二法门”。然而，话中有话，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，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“动手动脚找东西”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。

一九三一年，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，黄对他也说了这句话，这给年轻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：

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：“中国学问的方法：不在于发现，而在于发明。”以这句来看，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、王国维两人的学问，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，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。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，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。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。(《我的留学记·留学期间·黄侃给予我的感动》，吉川幸次郎著、钱婉约译，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，63页)

吉川幸次郎，日本文学语言家、汉学家（来源：wikipedia.org）

吉川幸次郎无疑马上就认同了黄侃的观点，而他之所以会认同，完全是因为他在北京求学期间，为了弄清《经典释文》中“释旧作某”的含义，“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，或没有清楚、满意的回答，或干脆不理我。但我与黄侃见面时，一提出这问题，他立即回答说：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。而且没有看原书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。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”(《我的留学记》，62页)。正因为如此，黄侃的这番话才令吉川幸次郎如此折服，并记忆终生。

吉川幸次郎在听到黄侃这番言论的时候，马上联想到的是以罗振玉、王国维为代表的“资料主义”的学风，黄侃的本意是否如此，无法确知。但罗振玉、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来做研究，则是民初运用新材料来讨论新学问的典范。王国维自己曾谈到他在研究中运用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据“地下之新材料”以“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”(《古文新证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，2页)。后来，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有三点：“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，……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，……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。” (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，见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○年版，219页)除却第三点外，前面二点也都是强调王国维在使用新资料方面的功绩。

王国维，中国近代学者（来源：bing.com）

运用新材料，无疑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。陈寅恪随即在一九三○年所撰的《陈垣<敦煌劫余录>序》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：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，得预此潮流者，谓之预流。其未得预者，谓之未入流。此古今学术之通义。”(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236页)傅斯年甚至提出“史学就是史料学”的口号。罗志田先生曾有《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——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》(《历史研究》二〇〇〇年第四期)一文对民国史学中重视新材料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分析。罗先生认为，吉川所谓的“资料主义”或曰重视新材料，实是晚清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新风尚，这种不断试图扩大史料的治史雄心，反而使得常见史料受到空前的忽视。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，来反观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，似乎特别有趣味。

世人流传论黄侃治学，一味尊崇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但反对运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。但黄侃的门人陆宗达先生说：“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《说文》上，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、甲骨对照《说文》之处。这使他的《说文》之学创出了新路，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。”(《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》，见《量守庐学记》，122页)胡小石先生也说：“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，如甲骨文，初季刚极力反对，到十六年至京，他却很精考求，收集材料。前者反对，是守师承；终至相信研究，这是做学问的精神。”(《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》，《金陵大学校刊》一七二期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)胡小石先生主要研究甲骨文、金文，又是黄侃在中央大学的多年同事，他的说法，当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。近年出版的《黄侃日记》(江苏教育出版社二○○一年版)中留下了大量黄侃阅读甲骨文和敦煌资料的记录，也可以印证胡小石和陆宗达的说法。如《己巳治事记》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“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”(《黄侃日记》，528页)，《读战国策日记》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“在中央大学借得《殷墟书契前编》四册，拟与石禅钞此，并钞刘鹗《藏龟》，则甲骨之书于是乎全。……与富晋书，告以汇款，仍托求甲骨书”(《黄侃日记》，583页)。这方面的内容，卞孝萱先生在《读<黄侃日记>》(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二○○四年第四期)一文中给予了重点讨论，认为黄侃治学没有忽视新出材料，对以往的相关误说给予了驳斥。

《黄侃日记》（来源：bing.com）

但我依然怀疑黄侃对新材料的态度，最明显的一条证据是《寄勤闲室日记》一九三一年正月初一(二月十七日)：“理书。以敦煌出书及龟壳文字之屋中架上。”如果只看这句话，会误以为黄侃十分重视敦煌、甲骨，但接下来《日记》中就冷嘲热讽道：“近世之所谓古学也。无暇观之，姑以自娱，亦犹乡人偶入城市，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。”(《黄侃日记》，667页)可见，尽管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有所转化，但还是有所保留的。这种有保留的接受，底线则是新材料不能替代旧学问。黄侃曾说：“无论历史学、文字学，凡新发见之物，必可助长旧学，但未能推翻旧学。新发见之物，只可增加新材料，断不能推倒旧学说。”(《蕲春黄氏文存》，221页)黄侃学问的长处在于文字学和文学，历史学并非他的专长。但新材料在历史学中的运用，历经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傅斯年等人的推动，声势尤其浩大。这种情势，使得黄侃不得不跳出文字学的领域，专门提出“历史学”，加以严厉地批评。

重视新材料，随即便带来如何处理新材料的问题。陈寅恪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：“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，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‘有’，则比较容易；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，就可以证明它为‘有’了。如果要证明它为‘无’，则委实不易，千万要小心从事。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‘有’，那是还不能说定的；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，现有文籍虽全查过了，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‘无’呢？”(罗香林：《回忆陈寅恪师》)陈寅恪的立论自然在于强调新材料的重要，使得学者要谨于言 “无”。但黄侃却认为：“中国学问，无论六艺九流，……曰言有不言无。”(《蕲春黄氏文存》，119页)黄侃认为，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“言有不言无”，那么，在既“有”的旧学说面前，新材料的发现只不过增加了旧有学说所“无”的东西，而未必对旧有学说既“有”之部分产生补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新材料可以说未必有用武之地。

黄侃手迹（来源：bing.com）

黄侃对当时学术主流的保留、批评意见，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新材料的问题。如考据之学从民初以来，几乎就占据了学界的主流，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几乎都醉心考据。黄侃却认为考据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他说：“读中国旧书，了解为先，记忆次之，考据又次之，判断最后。”(《蕲春黄氏文存》，221页)可见，黄侃认为，新材料的发现和考据方法的运用，都是在不损害固有学说的前提下，才有存在的价值。

黄侃的这些言论都是与门人私下交流的感慨，并未形诸文字或公开批评。对当时的主流人物来说，黄侃只是一保守的国学人士，他有什么意见要发表，自然也不太在意。但黄侃的这些想法既然对门人加以述说，那么他的一些核心思想，就会被门人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。如黄侃对于时人治学弊端的反思，金陵大学的学生们就大加引申，并形诸文字。抗战时期的一九四○年十月，金陵大学文学院创办了《斯文》杂志，该杂志的作者队伍是金陵大学的师生，不少都是黄侃的师友、门生，如刘国钧、高文、程千帆等，他们在《卷头语》中说：“今世治人文之学者，似有二弊，一曰考证，二曰新颖。盖自五四运动而后，学风趋向批评；近年治学，遂重考据。”批评趋新：“趋新骛奇，苟不经见，便为新颖；苟觉新颖，便是真理。”批评考据：“假考据以骇俗。”这些思路，与黄侃在世时所持意见，相当接近。程千帆在一九四三年《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》一文中更注意到近代考据学风盛行得力于“科学”的推动，他说：“案满清学术，一由于明学之反动，二由于建夷之钳制，考据遂独擅胜场。而咸同以来，朝政不纲，人心思动；所谓汉学，亦久亡将厌，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。公羊学派，又考据之反动也。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，亦以证据之变更，不旋踵而消灭。及西洋学术输入，新文化运动勃兴，……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。二十年来，仍承胜朝之余烈，风靡一世。”(《斯文》三卷三期，亦刊《国文月刊》十六期)黄侃先前也曾简单提到过科学和“证据”的关系：“所谓科学方法，一曰不忽细微，一曰善于解剖，一曰必有证据。”(《蕲春黄氏文存》，222页)可见，对于当时已经到达“骇俗”的考据学风，黄侃的门人弟子一直在延续黄侃的思路，不断加以反思和批评。程千帆的文章发表之后，很多人指责他怀疑考据，所以程千帆写了一篇名为《关于<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>》的辩论文章，他说：“就我个人来说，我不但无轻视考据的意思，反之，倒是对于考据有着相当浓厚兴趣的。在《文史杂志》和本刊(指《国文月刊》)所发表的拙作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，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，便是显明的证据。不过我觉得：考据只是文学欣赏的过程，而非它的本身。……所以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：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。考据对于欣赏，不仅是无害，而且是必须的。可是，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。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。”(《国文月刊》六十八期，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，6页)可以看到，从黄侃对考据学风的批评，到程千帆反思考据学风盛行之缘由及提出“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”的说法，一直伴随着对晚清以来主流考据学风的反思。同时，这种情况也是学生延续与发展师门学说的一个典型事例。

程千帆，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、教育家（来源：bing.com）

黄侃一向重视带学生，他曾说：“死而不亡者寿。学有传人，亦属死而不亡。”(《蕲春黄氏文存》，223页)程千帆发展了他的学说，他想必十分得意。黄侃一生广收门徒，除在上庠授课所得生徒外，他的学生，还可以分成两种。徐复观说：“谈到黄先生收拜门的学生，就我所了解的，可以分为两种性质。一种是有钱的子弟，他收来凑热闹。记得我有一位姓卢的同学，文字不很通顺，但因为他家是大木商，不久也成为黄先生的拜门弟子；他的责任是逢年过节送礼，听戏上馆子付钱。当时我们自然很瞧不起这种人，不过这只是偶尔的情形；而在现时看来，有钱的子弟，因慕名而肯为穷广文花几文，也算是难得的。另一种拜门弟子，多半因为天资很好，激起了黄先生爱才之心，而被黄先生收录了。拜门后他也只告诉学生，应读些什么书；有问题时，可以向他提出来问问。例如郝懿行的《尔雅义疏疏证》，便是他要我从头到尾，细读一过的。”(《关于黄季刚先生》，《政治评论》十卷三期，26页)因为这样，黄侃的弟子中也不全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人。尽管如此，黄侃门人中如范文澜、孙世扬、刘赜、骆鸿凯、金毓黼、龙榆生、陆宗达、杨伯峻、汪绍楹、徐复观、张汝舟、刘太希、常任侠、武酉山、黄焯、殷孟伦、潘重规、徐复、钱玄、管雄、程千帆等等，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。据这些门生弟子的回忆，黄侃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时，是非常严格与尽责的。殷孟伦回忆说：

为了戒我荒嬉之病，先生教我课余就到他的寓所，为我安排学习，以打好基本功为首先要义，一不骛外，二要习惯耐于久坐，下苦功夫。开始，先生让我圈点《十三经》，专力章句之学，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。如此裁成，经时一年有余，才把《十三经》圈点完。先生于是告我，继此之后，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，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。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，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，容易读完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。(《量守庐学记》，139—140页)

殷孟伦，中国语言学家（来源：bing.com）

这样手把手教学生，学生只要自己努力，就可能有所得。不仅如此，黄侃教导学生，往往希望他们唯学问是求。潘重规回忆说：

民国二十三年，我任湖北省立高中教员满三年后，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博平(赜)先生以兼任教授相聘。论名义，是教授；论薪水，也接近专任教授的待遇。正准备签约，季刚师突向罗志希(家伦)校长推荐我为中文系助教。其时志希先生兼任边疆学校校长，他说：“中文系助教额满，而且起薪只有国币一百元，不如请潘君往边疆学校任讲师，名义待遇均可较优。”季刚师说：“我要叫他回来，多教教他，你就调中文系一位助教去做讲师吧！”……我觉得我们的老师，确实是爱人以德，只望我们学问有长进，不为我们求名位。(《母校师恩》，见《薪火九秩——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二○○四年版，51—52页)

可见，黄侃在教育学生方面确实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。很多学生在回忆黄侃的时候，也都会提到黄侃性格上的激烈与古怪，但他们对此并不十分在意，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老师对自己的好以及期待之高。黄侃虽然五十而殁，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下来，这无疑是黄侃用心育材的馈报。

我在编选《量守庐学记续编》的过程中，感觉到了理解黄侃的不易。几十年来，黄侃的亲人、友人、门人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研究文字，更不要说充斥于报纸杂志的品评与八卦文字。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我不断在想黄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拨开重重的文字迷雾，来达到认知黄侃的目的。但是，我也只想“取一瓢水饮”，来看看作为一名学者的黄侃，如何应对他所处的学术界？如何观察他周遭的学人与学术思潮？

《量守庐学记续编》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
无疑，作为当时的国学重镇，黄侃对于外间盛行的各种学说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。他在私下反对重视新材料和考据的主流学风，但没有盲目地反对，他有理据，也有论说。可以想象，黄侃身在中央大学，却一直冷眼旁观着北平的学术界和中大隔壁的中央研究院(一九三四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由上海迁往南京北极阁，与中央大学毗邻)。黄侃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警惕与疏离，这是他清醒甚至自觉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黄侃积极地将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，通过精心培育学生来传承下去。可以说，黄侃做到了“择善而固执之”。今日来阅读黄侃，对于这一点，似乎尤其不宜忽视。因为，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“预流”或曰与国际接轨的年代，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，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，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？

　　二○○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魏公村西口

　　(《量守庐学记——黄侃的生平和学术》，程千帆、唐文编，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；《量守庐学记续编——黄侃的生平和学术》，张晖编，三联书店即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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